基本案情
2024年11月1日，谢某入职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，月工资12000元，双方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。2025年8月2日，谢某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。2025年9月1日，谢某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，要求某公司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第二倍工资96000元。
庭审中，某公司称其人事部门曾屡次联系谢某要求订立劳动合同，但谢某多次拒绝公司的合理要求。为证明其主张，某公司提交了2025年1月份和3月份人事负责人与谢某的微信聊天记录，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，人事负责人曾多次提出订立劳动合同，谢某均以各种理由搪塞拖延。公司还提交了一份2025年5月谢某与同事聊天的录像资料，录像中谢某表示公司半年前就想跟他签订劳动合同，但他就不签，现在找他还是不签，并表示最好可以拖到一年。
处理结果
驳回谢某的仲裁请求。
案例分析
本案争议焦点是：谢某是否有权主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第二倍工资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二条，用人单位未及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需支付二倍工资，但该规定旨在督促用人单位履约，而非纵容劳动者不当获利。2025年9月1日起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第七条明确，因劳动者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未订立劳动合同的，其二倍工资请求不予支持。本案中，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录像视频形成完整证据链，证明公司多次主动要求订立劳动合同，谢某系故意拒绝以谋取二倍工资差额，存在明显主观恶意。同时，谢某作为副总经理，具备更高的法律认知水平，明知签约义务却刻意规避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，其主张缺乏正当性。
典型意义
其一，坚守立法本意，遏制不当获利。二倍工资制度核心是督促用人单位主动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，而非赋予劳动者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。本案未支持谢某的主张，彰显了“任何人不得因自身过错获利”的公平原则，避免制度被滥用。
其二，明确责任划分，平衡劳资权益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的相关规定，打破了“未签合同即由用人单位担责”的单一逻辑，明确劳动者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未签约时的责任自负。这既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、留存签约沟通的证据，也要求劳动者恪守诚实信用义务，推动劳资关系良性互动。
其三，强化特殊主体义务，引导诚信履约。谢某作为公司副总经理，具备更高的法律认知和履约注意义务，其恶意拒签行为更具非正当性。劳动者无论职务高低，均应遵守劳动法律法规和诚信原则，任何妄图通过恶意规避义务获取额外利益的行为不应得到法律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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