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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视频《以比为枪燃星火

——谭国标烈士的信仰长歌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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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在以鲁迅为旗帜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广为流行的一句话，也是谭国标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的真实写照。

谭国标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市水口镇后溪村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。在开明通达的环境下，谭国标自幼勤勉好学，十三岁时以优异成绩在家乡红花小学毕业，考入广州市广雅中学。

在此期间，受到国民大革命的影响，谭国标开始接触各类进步思想和革命思潮，参加了“新学生社”，从实践中提高政治觉悟。

1925年，谭国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

1926年，谭国标考上中山大学预科。期间，郭沫若和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。受到左翼文化先驱的影响，谭国标广泛阅读书籍，热衷于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，革命热情得到进一步激发。

1928年秋，在中山大学预科就读的谭国标与何干之等在广州永汉北路一起开办“秋明书店”，秘密出售宣传马列主义的进步书籍，吸引许多思想先进的青年，书店外间接待客人，书店里间则成亲密同志聚会、交流的联络点。

1928年冬，反动当局派出军警特务查封了书店，逮捕了谭国钧、谭国标兄弟等人，这是谭国标第一次被捕入狱。由于敌人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所谓“证据”，在勒索了谭家一笔巨额保释金后，于1929年初，将谭国标兄弟等人释放。

出狱后，谭国标东渡日本，于1929年考入东京明治大学。在两年的海外求学时光里，谭国标系统研读了《资本论》、《列宁主义基础》、《反杜林论》等马克思主义著作，并与当时一起留日的同学采取平时自学为主、适当时间集中讨论的方式学习马列主义，为谭国标的共产主义信仰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，也坚定了他为国为民奋斗毕生的信念。

“国标在书中标上了许多圈点线划，使我十分赞赏他读书那么精勤和思维方法上之得当。他的书信，谈论思想义理，则肯当明晰，表现感情至谊，又多么的热烈诚挚。”谭国标中大预科时的同学马景曾在《斯人已殁 壮志长留——忆谭国标诸烈士》中回忆，谭国标在日本留学时挑选一系列好书寄给他，又写长信谈自己的学习心得和对某些问题的见解。

谭国标留学日本时，在所阅读的书上留下的笔记。（谭峰供图）（来源：江门先锋）

1931年的夏天，谭国标利用暑假假期回国开展了为期两三个月的社会调查。

在家乡水口镇后溪水口园村，谭国标利用农忙时和乡亲们一起耕作，农闲时走亲访友，充分听取民意，深入了解社会现状和民生诉求。

此时，谭国标深刻认识到，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，推翻反动统治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，一个人人平等、国强民富的“新世界”才会到来。

九一八事变发生，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愤激，谭国标也是如此。同年12月，谭国标归国。

1932年夏秋之际，谭国标在国民大学（简称“民大”）和省立女子师范学校（简称“女师”）谋得教职。期间，谭国标和何干之、温盛刚创办了《世界情势》《文化阵线》等刊物，组织成立一般文化社，团结进步力量，传播革命思想。

1930年，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。上海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，对广州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影响很大。

1933年，谭国标与旧友温健公（中共党员、上海左翼联盟组织部长）取得联系，温健公向他传达了党关于“扩大进步文化团体，开展抗日救国运动”的指示精神。

同年3月，一般文化社、广州文艺社、前卫戏剧作者同盟等广州革命文化团体组织起来，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（即广州“文总”），由何干之任书记，温盛刚任宣传部长，谭国标任组织部长。广州“文总”分设社会科学家联盟（“社联”）、左翼作家联盟（“左联”）和戏剧作家联盟（“剧联”）。

广州“文总”成立后，谭国标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组织联络发动工作上。

对内，谭国标协调各“联”的活动，沟通信息，他的家也成了广州“文总”的联络据点，来谈工作的同志时常在他家临时食宿；对外，谭国标撰写理论文章，译介日文资料，并用谭卫苏等笔名在广州“文总”刊物上发表，扩大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。

此外，谭国标借助在民大和女师的教学，指导读书会活动，以发展广州“文总”的外围组织，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量后备力量。

广州“文总”成员最多时有70多人，而其外围组织的读书会成员发展至200余人。广州“文总”的出现，犹如点燃了一支“民主、进步、抗日、救国”的火炬，照亮了原本沉闷黑暗的广州的天空，让光明透进革命青年的心中，也让国民党当局既害怕又恼怒。

广州“文总”的发展壮大，引起了反动当局的监视和查禁。因叛徒出卖，1934年1月30日晚，谭国标和妻子叶傲霜在广州市法政路十五号的家里双双被捕，同时被捕的还有广州“文总”领导成员及其读书会成员。

谭国标被定为“首要政治犯”，关押在维新路的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特别侦缉部的第三监仓里。

谭国标在狱中所受的酷刑最多，受的折磨最重。敌人千方百计想从他口中得到广州“文总”的组织情况，但谭国标始终凛然不屈。

虽身陷囹圄，谭国标仍然斗志昂扬。在狱中，谭国标对朋友说：“革命总是有牺牲的，你出狱后继续斗争的任务更艰巨。”此外，谭国标向看守人员做思想工作，并利用叶傲霜探视的机会，把写着《奋起救国》和《万里寻兄》（电影《野草闲花》主题曲）歌词和诗句的纸条，传递给女牢的战友，以此鼓励不要放弃，坚持斗争。

在狱中跟敌人斗争了几个月，谭国标深知已无出狱可能。临刑前，谭国标给母亲和妻子写下两份遗书，并委托一个受革命精神感召的监狱工人阿超，冒着生命危险，送到叶傲霜手中。

“母亲我为求人民幸福而死，是光荣的，请不要悲伤，要保重身体。望善抚小儿，以继我志。”

“傲霜：我为革命而牺牲，你要继续为革命而奋斗，不要悲伤，要坚强。你还年青，要自由，走光明道路。小儿可交我母亲抚养”

遗书虽短，字字千钧，感人肺腑，激荡人心。

字里行间，既有壮志未酬的悲愤，又有慷慨就义的凛然。

当年关押谭国标的广州市维新路伪公安局里的监仓和刑具。（谭国标后人供图）（来源：江门先锋）

1934年8月1日，谭国标、温盛刚、凌伯骥、赖寅倣、郑挺秀、何仁棠被逐个叫出监狱。他们知道为革命赴义的时候到了，他们手挽着手，唱着国际歌，来到红花岗齐声高呼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！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说罢，慷慨就义，血染红花。

谭国标牺牲时，年仅24岁。

广州“文总”六烈士洒下热血，用生命点燃革命之火。许多广州“文总”和读书会成员，后来都继承了六烈士的遗志，参加中国共产党，前赴后继成为无产阶级先进战士。

广州“文总”六烈士